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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如平 李建民:當前普通高中教育發展應關注的幾個重大問題


  普通高中教育是我國國民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連通義務教育與高等教育,承擔著拔尖創新人才“蓄水池”的基礎功能。近一二十年來,普通高中教育取得長足發展與進步,但與其他教育領域相比,隨著高中階段教育的全面普及和普通高中教育高質量發展任務的明確,普通高中教育發展中存在一些重大問題,應予以高度關注和深入研究。

  一、普通高中教育定位亟需再審視

  《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提出“全面普及高中階段教育”,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新時代推進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導意見》則對普通高中教育改革發展提出了更高更新要求。然而,當前普通高中教育定位模糊,已成為制約其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瓶頸。厘清普通高中教育定位需要考慮三方面因素。

  首先,普通高中教育定位受歷史思維的慣性作用影響。高中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學段,是由1922年學制(又稱壬戌學制)正式確立的。壬戌學制規定,中學實行分科制和選科制,高級中學分普通科和農、工、商、師范、家事等職業科,這奠定了我國中等教育兼顧升學和就業雙重任務的基礎。隨著我國學制體系的逐步完善,高中階段的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區分日漸分明。1995年全國普通高中教育工作會議提出“兩個側重”工作重點,即有側重地對學生實施升學預備教育或就業預備教育,推動“雙重任務”進一步落實。進入21世紀,國內學術界圍繞普通高中教育性質與定位展開了激烈討論,出現的“大學預科”論、“基礎教育”說、“基礎+選擇”定位說等,實際上是對“雙重任務”的強化或突破。

  其次,普通高中教育本身具有復雜性。普通高中定位的參照系源自其在國民教育體系中的地位及其相應的性質、功能與任務。在國民教育體系中,普通高中的縱向地位是明晰的,即銜接義務教育和高等教育、承上啟下的一個學段;而橫向上,對普通高中性質的不同認識引發了對其定位問題的爭論。普通高中教育作為基礎教育的最高階段具有獨特性和內在價值,既不是義務教育的簡單延伸,也不是單純的大學預科教育。正是由于對這種獨特性缺乏深刻認識,使得普通高中教育的外在的工具性價值(升學準備、職業準備等)被過分強調,造成普通高中教育發展中的種種亂象。

  第三,普通高中教育定位應體現時代性。普通高中教育定位問題的核心在于如何處理“育人”“升學”與“就業”三大任務之間的關系?!镀胀ǜ咧姓n程方案》(2017)指出,“普通高中教育是在義務教育基礎上進一步提高國民素質、面向大眾的基礎教育”,其任務是“促進學生全面而有個性的發展,為學生適應社會生活、高等教育和職業發展做準備,為學生的終身發展奠定基礎?!边@一表述更把普通高中的定位嵌入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理路之中,突出強調普通高中的“育人”功能,并將“育人”作為“適應社會生活、高等教育和職業發展”的基礎,區分了普通高中教育的內在價值和工具價值,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雙重任務”說帶來的困擾。進入新時代,“全面普及高中階段教育”“全面提高普通高中教育質量”的發展任務要求普通高中教育定位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和細化,體現出時代的新要求。

  新時代普通高中教育定位需要再審視,應在細化“育人”功能的內涵的基礎上進一步理清“社會生活、高等教育和職業發展”三者之間關系及其與“育人”之間的關系。普通高中教育的屬性由其所開展的教育活動本質所決定,作為國民教育體系的組成部分有助于提高國民素質,這是社會本位教育價值觀的映射,是普通高中系統外要求內化的結果。普通高中教育存在的首要意義在于為每個鮮活的個體提供了探尋在我、發展自我、實現自我的機會、土壤和環境,是人的發展的階段性需求所要求的教育,也是終身發展的重要階段,在對人的綜合素質培養上與中等職業教育具有一致性,而在促進發展的路徑和方式上有所區別。這其中既包含“成人”的維度,也應包含“成才”、“成功”的維度,其定位上應予以充分考慮。社會生活、高等教育和職業發展被視為普通高中教育的三項基本任務,共同指向學生的終身發展。這種提法實際上也存在邏輯謬誤,三者概念層次不對等、概念邊界不明晰,社會生活概念層次相對更高更籠統,甚至可以囊括后兩者,即使將三者理解為同一層次的概念,三者相互之間的界限不清晰,指向也不明確??偟膩碚f,普通高中作為國民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承擔著可劃分為三類的任務群,即內在核心任務(即立德樹人)、內在基本任務(人才培養、文化傳承、服務社區、提升素質等)、外在任務(升學準備、職業準備等),在普通高中教育定位表述中應有所考慮并加以明晰和細化。

  二、普通高中服務范圍需要規范管理

  按照《城市普通中小學校校舍建設標準》(建標[2002]102號)規定,學校網點布局應綜合考慮學齡人口情況、交通、環境等因素,要符合“就近走讀入學”、“較好的規模效益和社會效益”等原則。然而,在普通高中實際辦學過程中,這些原則性要求沒有得到有效落實,與基礎教育管理體制改革、普通高中“三限”政策等相互疊加作用下,出現普通高中跨區域招生、提前招生等辦學行為,催生出“衡中現象”等。這些現象本質上是普通高中教育管理漏洞的折射,即在多類政策和多方主體的“共謀”下,普通高中學校服務范圍缺乏實質性規制,成為普通高中教育管理中的“金三角”,擾亂普通高中教育原有相對有序的生態格局。鄉村高中、縣域高中在“割韭菜”式的普通高中招生體制下日漸被“掏空”,陷入發展困境。

  目前,普通高中教育管理體制框架是參考義務教育管理體制來落實,沒有在具體文件中獲得專門的標題或段落來加以闡述,在制度源頭上缺乏強有力的政策依據。由此帶來普通高中管理政策不明、管理重心過低、責任主體劃分不清等問題。在普通高中服務范圍劃定問題上,各地基本采取依照普通高中管理主體層級劃定服務范圍的做法,原則上省屬學校服務全省、市屬學校服務全市、區縣屬學校服務區縣。然而,在各種利益的驅使下,部分地區對普通高中服務范圍的管理表現出缺位或錯位,有管理要求而實際不落實或假落實,或者普通高中服務范圍問題尚未真正納入教育管理范疇。

  解決普通高中服務范圍問題應著重理順和完善普通高中教育管理體制。一是建立“省市統籌、市域負責、以縣為主”的普通高中教育管理體制,加大省市兩級統籌力度,強化普通高中市域管理,設區市統一管理市轄區普通高中,縣市負責本地普通高中,加大市級財政對縣市高中的支持力度。二是明確普通高中服務范圍管理的依據和原則,合理確定普通高中學校服務范圍、規模和布局,避免跨區招生、超計劃招生、公民辦混合招生等違規行為。三是建立負面清單制度,對于超出服務范圍招生的高中學校給予相應的處罰措施。

  三、多樣化特色化發展需要強化制度性支持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推動普通高中多樣化特色發展”要求后,“多樣化、特色化”成為普通高中發展的明確方向和要求。盡管理論層面和政策層面上對于普通高中多樣化特色化發展問題的認識較為明確,但在管理和實踐過程中浮于表面,理念上倡導而實踐中架空,在根本上缺乏行之有效的制度性支持。

  多樣化發展的提出要求普通高中進一步提升特色化水平,但多樣化并不完全等同于特色化,多樣化表現為辦學主體、辦學形式、培養目標等外延層面的要求,也為特色化發展提供一定的基礎和條件。特色化指向普通高中內涵發展,是學校水平和質量不斷提升的概念,它以基本質量保障為基線,以普通高中多樣化為必然結果,本質上是對學生發展需求的積極回應,是新時代提升普通高中教育質量的有效途徑。

  當前整齊劃一的管理體制和評價方式束縛了普通高中辦學活力,阻礙了普通高中特色化發展的充分展開。一方面,現有教育管理體制下教育行政主管部門與普通高中之間缺乏清晰的權利義務界限,在普通高中的辦學體制、培養模式、課程設置、教學內容、校長聘任、經費使用等方面都具有絕對主導權,普通高中自主權有限。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門在管理過程中存在重權輕責、重分數輕過程的傾向,直接導致其對普通高中評價標準的實質性窄化甚至單一化,忽視培養過程中分數以外的特色教育、特長教育等,嚴重制約普通高中特色化發展的積極性,同質化發展現象越來越明顯。

  普通高中特色化發展需要有效的制度性支持。一是在普通高中教育定位和培養目標上充分重視特色化發展,將其納入普通高中實現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均衡的重要途徑來理解,賦予特色化發展更高的政策地位。二是在借力教育評價改革,將學校特色教育納入對普通高中學校評價指標體系,將學生體育和藝術類特長發展納入畢業要求,并探索藝術特長納入中高考等機制,形成撬動普通高中特色發展的“硬杠桿”。三是做好普通高中特色發展的專業支持和監測,避免低質量特色化或借特色之名行應試、哄搶生源之實。

  隨著考試招生制度改革,藝術特長招生形成了“專業課+文化課”招考模式,錄取要求中對考生文化課分數要求相對較低。這使得藝考被視為升學的“終南捷徑”,推高社會藝考培訓熱的同時,也刺激部分普通高中通過創設聲樂班、繪畫班等走特色發展之路,滿足日益增長藝考需求。這種做法固然有其合理之處,但在具體辦學過程中要注意質量提升這個主線,不能把藝術班、特色學校辦成是基礎薄弱學生和學校的代名詞,進而間接推高校外的“藝考培訓熱”甚者被校外藝考培訓機構“綁架”。各地政府在為普通高中提供制度性支持的同時,也應加強專業性引導和監測。要處理好校外藝術培訓與校內藝術教育的關系。既不能簡單否定社會藝考培訓,也不能讓普通高中學校大包大攬,要在服務藝術類考生的問題上劃清普通高中學校與社會培訓機構之間的界限,構建合理、多贏的合作機制。

  四、民辦高中與公辦高中應統籌協調發展

  改革開放后民辦高中逐漸發展壯大,成為我國普通高中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高中教育發展的重要增長點和促進高中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民辦高中的發展打破了公辦高中一統天下的局面,激發了教育結構的活力。然而,在實際辦學過程中,民辦高中與公辦高中缺乏積極有效的合作溝通機制,使得高中階段公民辦教育失調,民辦高中作為各種力量“尋租”場域的工具化傾向明顯。

  民辦高中辦學定位模糊,使得公辦、民辦高中關系微妙。按照《民辦教育促進法》的規定,民辦教育事業屬于公益性事業,是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的組成部分,民辦高中作為民辦教育的組成部分屬于公益性事業,同時作為普通高中的一類也是基礎教育的組成部分,這就使得民辦高中具備基礎教育的特征。

  “民辦高中”這一類別具體包含多種辦學形式,既有公參民高中、民辦公助高中、純民辦高中,也有面向出國留學的民辦國際高中等。這種復雜狀況直接反映出民辦高中定位和管理上的混亂。對照民辦高中辦學實際,各地對民辦高中的定位沒有形成共識,有的地區把民辦高中視為公辦高中的補充,有的地區把民辦高中與公辦高中同等對待,從而使得政府與民辦高中的關系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和模糊性,甚至波及區域內普通高中教育生態的建設。2016年修訂后的《民辦教育促進法》實行分類管理,營利性民辦高中成為可能,民辦高中內部分化進一步加速,進一步加劇了民辦高中辦學定位上的“撕裂感”。例如,一些優質公辦高中通過“公參民”的方式參與民辦高中,成為民辦高中的實際控制人,并利用現有招生政策、辦學體制等個方面的靈活性以及優質公辦高中品牌效應,讓民辦高中為母體學?!霸煅?,嚴重擾亂區域內高中教育生態。

  民辦高中管理體制不暢,政府與民辦高中關系協調機制不健全。民辦高中至少要同時面對民政部門和教育行政部門這兩大管理主體,在一些具體問題上民辦學校還要面對物價主管部門、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等多個政府部門,形成了多頭管理的現狀。在質量監管上,民政部門在完成民辦學校組織審批設立后一般全權委托教育行政部門代理行使對民辦教育的監管,教育行政部門在保留年檢等部分監管權的同時將部分權力委托給民辦教育協會代為行使。然而,民辦教育協會等社會第三方組織自身發展尚不夠健全,監管能力、指導能力有限,加上國家高中教育質量標準尚未完全建立,使得民辦高中教育質量問責缺乏基礎依據。諸多因素疊加,使得地方政府難以真正將民辦教育事業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對民辦高中發展的頂層設計無從談起。

  因此,國家應在明確民辦高中定位的基礎上理順管理體制機制,促進民辦高中與公辦高中協調健康發展。高中階段教育走向全面普及的過程中,民辦高中的定位應擺脫彌補公辦高中教育資源不足的發展定位,走去公立學?;?、去同質化發展之路,著力滿足社會多樣化的高中教育需求。各地政府應將民辦教育充分納入發展規劃,做出明確的頂層設計,構建公辦高中與民辦高中協調發展的良好教育生態。與此相應,在民辦高中管理上,各地政府應積極構建協調暢通的民辦教育管理體制,逐步健全民辦教育管理政策和管理依據,形成政府主導下的多部門協同管理機制,通過優化專項資金使用辦法和民辦高中監管辦法加強對民辦高中規范辦學、特色辦學的引導,促進各項政策有效落實和執行。

  五、高中國際部應成為育人模式創新的基地

  公辦普通高中國際部主要是指公辦高中舉辦的國際部,以“課程改革實驗”的名義舉辦“國際課程班”或“國際部”,初衷是要同時滿足部分學生出國留學需求和普通高中課改的需求。在實際辦學過程中,由于監管缺失、定位不清、學費昂貴等原因,普通高中國際部被社會詬病為打政策的“擦邊球”擠占公共教育資源,甚至成為逐利的工具,背離其初衷。

  普通高中國際部問題的核心,一是公共教育資源的投入與高收費的矛盾,二是國際課程與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關系。教育部在2015年明確提出規范普通高中涉外辦學及收費行為,規范普通高中開設國際課程,并要求各地對普通高中國際班、國際部進行清理規范;2019年進一步將公辦普通高中“國際部”(或“境外課程”)招生納入統一招生管理,實行計劃單列。這一政策變化反而推動公辦普通高中國際班從自由發展轉向規范發展,從服務出國留學為主轉向以深化普通高中課程改革為主。從收費和招生角度規范普通高中國際部辦學,短時期內會出現“立竿見影”的效果,但實際上并未直接觸及課程、育人模式和質量等更為核心的問題,對普通高中國際部的管理仍然是處于碎片化狀態。

  普通高中國際部發展要緊扣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這條主線。要多條腿走路,促進普通高中通過國際部引進、消化和吸收國際課程,為我所用。一是明確普通高中國際班的辦學定位,構建合理的國際班辦學管理框架體系,探索形成內外結合的質量保障體系。教育主管部門建立明確的準入機制,對準備開辦國際班的學校提出嚴格的申請條件和要求,保證辦學質量。對開辦國際班的學校引入國外優質教育資源進行規范和引導,避免低水平重復引進。形成懲罰機制,通過對開辦國際班的學校進行定期年審,開展教育質量評估等方式,對辦學質量不達標的項目要求限期整改,甚至是取消學校該項目的辦學資源,以確保國際部的質量。二是建立普通高中國際班成本核算機制,明確規定收費標準。當前,在政府層面還沒有專門針對國際班收費標準的可操作的指導文件,使得高中國際班收費監管缺乏有效機制,應出臺有關國際班成本核算、經費收取及使用分配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導意見。三是加強對普通高中引入國際課程的引導、指導和管理,從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出發,以落實國家課程方案為基本要求,探索國際課程與本土課程的融合途徑,推進國際課程與國內課程學分互認,促進普通高中育人方式轉型,確保普通高中國際部發揮其應有作用。

  總的考慮是,普通高中國際部應超越其作為出國留學和普通高中課改途徑的定位,成為新時代探索普通高中育人模式創新的重要基地。相比于傳統的普通高中,國際部在課程設置、考試機會、素質活動、升學出路等教育過程的各個環節上存在明顯不同,尤其是在出口上規避了高考競爭壓力,為國際部開展育人模式創新提供了先天優勢。因此,在普通高中國際部管理政策和機制上,要在規范國際部辦學行為、課程引入管理的基礎上,引導國際部開展育人模式創新,為母體高中學校育人模式改革提供經驗。

  六、新高考倒逼普通高中教育轉型發展

  新高考改革提出構建“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的考試招生模式,改革涉及范圍廣、時間跨度長,從辦學理念、育人目標、教學管理、課程體系、評價方式、學生指導等各方面全方位影響普通高中教育發展,倒逼普通高中教育轉型發展。新高考在理念層面上要求普通高中教育從升學導向為主的教育質量觀轉為全面發展導向的教育質量觀,操作層面上對普通高中的課程建設能力、教學管理能力、學生發展指導能力等提出新要求。

  目前,普通高中在應對新高考改革過程中出現四大突出問題。一是名校與一般高中的差距逐漸擴大,縣域高中走向整體性低迷,普通高中教育格局走向重構。對于北京十一學校這類辦學基礎好、規模相對較大、師資力量雄厚的普通高中來說,新高考帶來的更多是改革發展的機遇,這類學校需要做的更多是優化辦學特色、提升育人質量等,而新高考所帶來的選課走班、教室、師資等問題對于其轉變育人模式的消極影響相對較小。然而,全國近1.4萬所普通高中里,這類學校只是少數,多數普通高中學校地處城鄉結合區、鎮區。這些“一般高中”的教學及其管理方式、資源配置以及師資力量等基本采取的是應試教育模式,與淡化文理分科、強調學生自主選擇高考科目和過程評價的新高考的要求存在較大距離,可以說這些高中是在改革洪流裹挾下被動卷入新高考。于是,為應對新高考,很多高中尤其是規模較小的高中、縣鎮高中等采取了另外一種“應試”策略,以科目組合“套餐”選擇替代學生自主選科,逢考必考,變相弱化學生的選擇權、加重學生負擔。這種現象的產生既有高中教育資源配置上的限制,也有降低改革難度的考慮?!翱h一中”現象逐漸消解、縣域高中發展走向整體性低迷,這正是新高考改革影響下普通高中教育格局的變化之一。

  二是選考異化為獲取高分的博弈游戲。新高考在高考科目上賦予學生更多選擇權,然而,在實際操作層面,學生選考科目一般需要在高二甚至高一下學期確定,高考科目選擇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大學專業和生涯規劃的走向。新高考改革雖然提出“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的考試招生模式”,但綜合評價采取了“軟掛鉤”的形式,“兩依據一參考”實際上成了“兩依據無參考”,變相強化的分數的重要性。因此,學生在科目選擇上以能否獲得高分為首要因素,其次才是專業發展、興趣愛好等,這就使得高考科目選擇異化為取更高分數的博弈游戲。浙江高考改革中出現的“物理棄考”現象正是這一問題的集中反映。

  三是教育資源配置滯后,難以滿足改革需要。新高考在高中教育教學上帶來最大的變化就是打破固定的班級授課制,實行選課走班,而選課走班對教育資源(主要是教室和相應的設施設備)的需求有所增加(上海、浙江經驗增加約20%左右,山東按照每4個班增加一間教室設置選修教室)。當前,普通高中平均班額已從2007年的58人/班減少到2018年的51人/班,但55人以上大規模班級(超過普通高中設計班額標準)仍占有相當比例,統計數字顯示2017年度,66人以上班級比重,城區為5.86%,鎮區為13.48%,鄉村為6.76%。教學組織形式的改變需要必要的教育資源做支撐。在大班額問題尚未完全解決的情況下,實施選課走班又帶來新增需求,使得現有普通高中教育資源配置難以滿足改革需要。

  四是選課走班帶來教師隊伍結構失衡、教師評價難度增大的問題。新高考實行選考后,學生選課走班帶來教學班數量增加,使得現有師資配置在總量和結構上出現短缺。在傳統大文大理的考試模式下,普通高中理化教師約占20%,生物教師約占14%,政史地教師約占12%,技術教師約占7%,呈現出很明顯的理強文弱的局面;改革后,物理、化學等傳統理科選擇人數下降,政史地等學科選擇人數增加,由此使得教師結構失衡,尤其是地理教師數量嚴重不足。同時,推行選課走班后,每個科目選擇人數不同、學生能力不同使得教師評價缺少共同群體和科目基礎,優化教師評價的難度進一步增大。

  在新高考改革背景下,各地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門要積極作為,一是引導普通高中強化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落實,回歸高中教育的初心和使命;二是為普通高中教育多樣化提供有利條件,多種招生途徑為高中畢業生提供多種出口,促進普通高中創建和優化辦學特色;三是擴大選考促進普通高中改革教學組織形式,推行選課走班;四是推動普通高中學校完善學生發展指導制度;五是建立規范的學生綜合素質評價機制并納入高中畢業和升學體系,促進普通高中改革分數本位的評價模式。

  七、縣域高中“斷崖式”塌陷問題亟待解決

  當前,普通高中發展中出現了一個重要現象,就是大批縣中“斷崖式塌陷”,辦學水平、教育教學質量和社會聲譽滑坡嚴重。

  縣域高中轉型成敗決定我國普通高中教育未來發展的整體水平。轉型發展本質上是對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回歸,要求兩個層面的轉變,即宏觀層面的育人方式變革與學校層面的育人模式變革,育人方式變革為學校育人模式變革提供基礎條件,學校育人模式變革則是對育人方式變革的具體落實。2019年6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新時代推進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導意見》,對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從七個方面做出總體布局。在未來的改革進程中,如何將育人方式改革的各項措施有效落實到學校層面,促進學校育人模式的有效轉型是推動普通高中教育轉型發展的關鍵所在。

  首先,推動縣域高中轉型發展要堅定發展信心?!督逃哭k公廳關于嚴格規范大中小學招生秩序的緊急通知》(2019)對普通高中招生行為做出明確規定,叫停幾類有礙普通高中教育生態的招生行為,例如“掐尖”招生、跨審批區域招生、民辦學校與公辦學?;旌险猩?,這對縣域高中來說無疑是政策上的利好,縣域高中應堅定未來發展的信心。

  第二,扭轉地方政府政績觀和評價觀,引導縣域高中回歸育人本質,突出特色發展對學校整體教育質量的拉動作用。當前,縣域高中發展中總是傾向于與更高層級的重點高中進行比較,對學校自身優勢的認識和挖掘不足,仍延續著“血淚式”應試教育的做法,改革創新的動力和能力有待提升。因此,各地政府應推動普通高中注重內涵建設,利用新高考改革的機會,形成學校發展的特色。

  第三,更新發展方式和發展策略。進一步明確省、市、縣各級政府在普通高中教育發展過程中的職責,提高省級財政統籌普通高中教育的力度。構建區域性普通高中教育改革發展支持機制,整合政府、教育行政部門、高校與研究部門、教研部門、社會專業組織、高中學校等各方力量,形成推動改革發展的合力。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門主要負責制定規則和平臺,由高校與研究部門、社會專業組織等提供專業技術支持(尤其是在綜合素質評價、學生發展指導等方面),幫助高中學校提升自身的育人能力。根據縣域普通高中教育規模適當組建普通高中協同發展共同體,普通高中學校在5所及以上的縣構建本縣學校為主的協同發展共同體,普通高中學校在5所以下的縣,由主管市級政府推動構建協同發展共同體,聚焦課堂建設和教師隊伍建設兩個核心主題開展相關活動,縮小縣域內高中差距以及縣域高中與市域高中的差距,整體提升高中教育質量。要充分重視普通高中教師隊伍建設,加大政府對編制的統籌調配力度,優先保障普通高中教師編制需求,以滿足新高考對教師總量和結構的要求。對縣域高中實行“一校一策”,以教師能力和課堂建設為突破口,提升縣域高中內涵,引導和幫助這些普通高中學校擺脫應試教育模式。

  八、借力5G重塑教與學的形態

  2019年6月6日,工信部下發5G商用牌照,標志通訊技術的5G時代的到來。5G提供改變世界的新力量——高速度、低功耗、低時延、萬物互聯的能力前所未有,為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能力提供重要基礎,本質上是新一場科技革命。5G時代要求普通高中更加關注學生學習能力的提升,能夠培養出具有較強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的后備人才。這就要求普通高中要借助以5G為代表的新技術重塑學校中教與學的形態,從而整體提升普通高中的育人質量。

  “教育+5G”將推動教育形態的迭代升級。通訊技術從1G發展到4G的過程中,我國教育領域在工具、場景、模式都隨之改變。1G時代,廣播電視大學在世界各地興起;2G時代,多媒體教學開始走進校園,越來越多的電子設備進入教室,改變了傳統的教學模式;3G時代,社會智能手機出現,在教育領域移動學習應運而生,加快了遠程教育發展;4G時代,網絡學習興起,網絡教育逐漸盛行。到了5G時代,教育領域將在三個方面出現大發展,即VR+教育、智慧教育、教育設備,教與學的觀念、形態、內容、流程等各個方面將受到更大的挑戰。教的主體將不再限于教師,教學機器人的運用將會大大促進師生關系的轉變;學習的方式也將更加多元化、場景化、個性化,學習過程從以教為主轉向以學為主,學習內容定制化,學習時間彈性化,學習過程游戲化,學習評價診斷化,學習結果課程化,學習組織中心化。

  普通高中要借力5G重塑學校中教與學的形態。面對5G時代,首先要轉變教與學的觀念,重塑教學流程。當前,在普通高中里信息技術在教育教學方面的應用主要是ppt展示、資料查詢等功能,基于海量數據的互聯功能運用得尚不充分,使得技術與教育結合的問題成為困擾教育信息化發展的難題。5G技術使得海量數據的收集和傳輸更為便利、成本更為低廉,這為教育全過程數據采集提供了更低門檻,對這些海量過程性數據進行深度挖掘則可以使得學習更加個性化、評價更為精準化,為教學流程重塑提供重要支撐。

  其次,優化信息化育人環境,推動教師角色的轉變。5G時代的信息技術使得學生有更多機會體驗更加真實的虛擬現實場景,比如地震、消防等災害場景模擬演習等;學生學習將不僅局限在教室中和課堂上,學習的泛在性在信息技術的支持下將不斷提升,教師的角色勢必要做出調整,創造者、設計者、組織者、引導者、輔助者的角色將更加突出,而傳授者的角色勢必有所淡化。

  第三,借力5G時代的信息技術轉變評價方式,促進普通高中有效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在當前評價模式下,綜合素質評價雖然已經實施,但從實施的情況看現有評價信息的收集和錄入方式仍需耗費教師和學生大量精力,進入評價系統的信息總量和質量都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在5G技術的支持下,評價信息的采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實現自動化,能真正關注到學習過程中的專注度、參與度等當前評價模式中難以量化的指標,形成更為客觀全面的評價結論,從而使教育教學更有針對性。

  解決普通高中發展中的這些問題、促進普通高中走向高質量發展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各級政府、相關行政部門、大學及專業性研究機構、社會團體、高中學校等各方的共同努力。長期以來,我國普通高中教育在教育體系中雖然占據的重要地位,但確沒有得到與之相匹配的足夠的重視,典型的表現就是專門針對普通高中的政策法規體系發展相對滯后。受此影響,在理論研究層面上,高中教育研究積淀相對薄弱,重大理論性探討明顯不足,研究隊伍和機構相對分散,目前專門研究普通高中的機構以個位數論。因此,推動普通高中走向高質量發展在解決上述幾個重大問題的同時,還應深化普通高中理論研究,從而為普通高中改革與發展提供理論指南。

 ?。ㄗ髡撸宏惾缙?,教育部教育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博士;李建民,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基礎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員、博士)

 ?。ū疚目l于《中小學校長》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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