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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陸亭 宋曉欣:大學科研需要直面社會發展的現實問題


大學科研需要直面社會發展的現實問題[1]

馬陸亭1,2  宋曉欣1  

1.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北京  100191;2.教育部教育發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816

  要:中美貿易戰,促使我們重新思考大學的社會價值。從世界大學發展史來看,社會服務職能的產生推動了高等教育的繁榮,促使其走向大眾化、普及化與多元化。在這一過程中,美國研究型大學和歐洲應用型高校以科研服務國家戰略、區域發展而顯現出強大的生命力,知識生產不再局限于大學內部,出現了新的范式。大學“科研”“服務”的互動、融合邏輯在實踐和理論上證明了研究的社會功用,大學科研必須面向社會發展、解決社會問題。為了推動以科研服務社會,我們需要在以下三方面做出努力:啟動多元經費來源這個“發動機”,活化學科交叉研究這個“催化劑”,用好科研評價體系這個“指揮棒”。

關鍵詞:大學職能;科學研究;社會服務;融合;知識生產模式Ⅱ

一、引言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孕育興起,量子信息、人工智能、新材料、基因工程、5G等關鍵核心技術已經呈現出革命性突破的先兆,科技創新已經成為各國家增強經濟發展動力、謀求世界競爭優勢的核心戰略。中美貿易摩擦的不斷升級,實質上就是綜合國力、科技實力、道路制度較量的例證。從“兩彈一星”到“天宮”“中微子振蕩”“墨子號”等重大科技成果捷報頻傳,我國的科技創新能力不斷提高,取得了歷史性成就,但是美國對中興、華為的“制裁”也暴露出我們存在的科技短板,那就是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局面還沒有從根本上改變。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體學習時就曾指出,“在一些科技領域,我國正在由‘跟跑者’變為‘同行者’,甚至是‘領跑者’……中國在發展,世界也在發展,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科技創新的基礎還不牢固,創新水平還存在明顯差距?!?/span>[1]在此背景下,促使我們重新思考大學的社會價值。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1949年我國在校大學生僅11.7萬人,到2018年已達3 833萬人,成為世界第一高等教育大國[2]?;乜催^去,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從重點高校、“211工程”“985工程”到當前的“雙一流”建設,國家一以貫之又與時俱進的高等教育重點建設思想,帶領我國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水平大學建設之路,既實現了高等教育整體大發展,還滿足了不同時期國家建設的需要[3]。面向未來,我國高等教育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有著不可替代的使命,既要培養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還要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強國提供強有力的科技支撐。黨的十九大報告作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的重大判斷,面對新的歷史時期,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必須堅持“扎根中國大地辦大學”。這是高等教育新的時代命題,也是時代賦予高等教育必須完成的責任,大學要服務國家的重大戰略、服務社會發展、服務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求。因此,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新時代下我國大學發展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大學需要敏銳察覺、把握機遇、擔當使命。其中,科學研究作為大學的基本職能之一,需要面向我國社會發展實際,著力解決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關鍵問題。

二、世界大學服務社會發展而走向繁榮的實踐脈絡

大學的社會服務職能源于美國“威斯康星理念”(Wisconsin Idea)的傳播,自此“鑄就了世界歷史上一種新的社會力量,以往任何地方的大學都不曾與其社會日常生活有過如此密切的聯系”[4]19。在巨大的現實需求沖擊下,新的學校類型不斷產生、壯大,各國逐漸形成了完善的高等教育結構,其中部分大學搶占先機,采取靈活的、回應的姿態,主動進行組織創新并由此走向卓越。本文重點以美國和歐洲發達國家大學發展變化來闡述。

(一)大學在服務社會中產生繁榮

大學因何而產生?學界從未停止過關于大學正本清源問題的思考,一般有兩種觀點。一種是從大學自身的、內部的邏輯出發,作為現代大學起源的中世紀大學,其產生及獨特組織形式和運作機制的形成具有偶然性;另一種是從社會的、外部的邏輯出發,大學培養適應社會的專門人才,研究人員接受來自政府、企業等外界的資助,商業學校、技術學校等新的學校類型興起,其產生基于社會分工和外界的需求具有必然性。在現代社會,大學以回應社會需求而存在逐漸絕大多數人的共識。在服務社會的過程中,原有的大學從內部發生了“結構性變革”,后發的大學根據各自的條件和優勢,尋求特色的、差異化發展,高等教育因此走向了多樣化??死?/span>·克爾(Clark Kerr)認為“多元化大學為什么能夠存在?歷史可以給我們一個答案;與周圍社會環境的和諧相處則是另一個答案”[4]145,很好地解釋了這一現象。

隨著大學工具理性對價值理性的全面征服,高等教育走向了大眾化?!岸稹焙笾?/span>20世紀70年代約翰·塞林稱其為美國高等教育的“黃金時代”[5],美國政府為了維護自己在全球的霸主地位以及解決國內爆發的各種矛盾,日益增長的社會需求給美國的高等教育帶來了巨大壓力。伴隨著服務社會的進展,這一時期美國高等教育主要發生了兩方面的變化:一是規模迅速擴張,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建立大眾化高等教育系統的國家;二是學術地位的提升尤其是研究型大學取得的傲人成績,逐步奠定了美國大學在世界高等教育的地位。這里的學術,除自由探索外,還包括通過科學研究支持技術創新和大學教授作為專家參與解決社會問題,對國家發展事務作出貢獻。歐洲發達國家的高等教育大眾化集中在上世紀六七十時代,如以德國為例,1958年聯邦德國國民生產總值占歐共體市場的36.2%,居歐共體成員國第一,創造了世人矚目的“經濟奇跡”,也對高等教育增加了新的需求。據統計,1965年至1975年德國新建24所大學(Uni)和綜合高等學校(Gesamthochschule[6],再加上蓬勃發展的應用科學大學,使得這一時期成為德國高等教育擴張的重要時期。高等教育的繁榮與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發展密不可分,它們協同共進、共長共榮,部分大學以此為契機脫穎而出。

(二)美國研究型大學的日益強大

科學技術在“二戰”中的運用使其領導人堅信需要繼續資助研究型大學的研究工作,并在戰后把科研成果應用到社會民用部門。因此,在戰后的數二三十年間,美國的研究型大學被看作國家科學技術體系的核心,聯邦政府對科學研究的資助逐年增加,1953年美國大學完成的科研經費中,聯邦政府資助占54.6%,到1970年達到69.7%,且主要集中在實力雄厚的研究型大學,如有著“華盛頓絕不把錢浪費在二流學?!?/span>[4]35的說法。

部分大學認為不應該過分依賴政府的資助,尋求企業資助也是必須的。他們在與政府建立契約的同時,也抓住了來自企業資助的契機,主要形式有建立研究園區和發展行業附屬項目(行業聯盟),其中以麻省理工學院(MIT)和斯坦福大學的表現最為突出。MIT是首所確定行業聯盟的高校,早在1947年就與行業機構洽談為高校資助的可能,次年就創建了集中管理產學關系的行業聯盟項目(Industrial Liaison Program,ILP)。斯坦福大學在1954年前后開始效仿,聘請了麻省理工學院博士約翰·林維爾(John Linvill),率先建立了固態電子實驗室,并與附屬公司建立合作關系。截至60年代末,MIT105個附屬公司中獲得160萬美元研究經費,處于領先地位[7]29-32,斯坦福大學緊隨其后,在微電子學、化學、建筑工程等領域的項目運作順利。從研究園區看,1951年斯坦福大學工業園是首個高校的研究院,但發展緩慢、障礙重重,直到1965年才實現加速發展,并與麻省理工學院技術廣場、北卡羅來納州三角研究園區一并成為成功范例。聞名世界的“硅谷”就是在斯坦福大學工業園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由于斯坦福大學不同于MIT建立在波士頓地區的技術產業基礎之上,其位于被成千上萬畝灌木農場所環抱的山谷地區,它必須主動創造產業,眾多知名企業如HP、Cisco、Google、Nike都是由畢業生創辦的。斯坦福大學的開創精神為北加里福尼亞地區成為高科技地區提供了基礎,也為研究型大學的發展提供了一個范例。

70年代末,《布什報告》“研究型大學是產業發展和經濟增長的主要促進因素”的觀點被社會廣泛接受,公共政策發生重大轉向,一系列推動創新的法案相繼出臺。1980年的《貝杜法案》將聯邦政府資助的大學內研究的知識產權轉移到產生此發現的大學,大學建立起相應的辦公室和行政程序對研究成果進行授權和市場推廣。該法案促使學術界技術轉移合法化,在MIT模式擴展和創業科學興起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大學尤其是研究型大學與行業企業的聯系更加緊密,來源于行業提供的科研經費一度上漲,截至1999年,美國全行業提供的高校研發費用支出是1966年的三倍,其中19771987年的年增長率平均在12%以上,19851986年漲幅高達18%[7]5。美國研究型大學的科學研究已然從科學邏輯轉向了市場邏輯,牽一發而動全身,大學開始進行了相應的組織變革,積極探索,主動求變。到目前,美國已經擁有了多所全球頂尖的研究型大學,是美國創新體系的堅實基礎。

(三)歐洲應用型大學的異軍突起

應用型大學顧名思義以“應用”為辦學定位,與學術型大學的概念相對應,主要包括兩類:一是以培養高層次工程人才和開展高水平工程技術研究為主的工程類大學,如德國的工業大學、法國的工程師學校等;二是以培養較強社會適應能力應用技術型人才為主的技術類大學,如德國的應用科學大學(FH)、法國的技術教育機構(IUTs)等。2019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顯示,排名前十中有七個來自歐洲國家[8],其獨具特色的應用型大學是國家強盛的秘密武器之一。

歐洲國家的工程教育源于1747年法國構建的巴黎路橋學校,即今天著名的工程師學?!皣⒏叩嚷窐驅W?!保?/span>The Ecole des Ponts et Chausees,ENPC)。德國18201830年效仿法國也成立了多所工業類型的學校,1860年后陸續升格為工業大學。他們都是伴隨著國家的工業化進程發展起來的,其系科設置與工業化適切、課程內容與工業化相關、科學研究與技術研究結合等,表現出顯著的聚焦國家工業需求的特征。歐洲國家工程教育發展的另一個小高峰在20世紀70年代后,這一時期應用技術類的大學開始崛起,最早出現在德國,在原有的技術中專、師范學院等基礎上組建應用科學大學,以實行短期的、職業性的高等教育。法國緊隨其后,應社會需求也開辦了新的學校類型,入學門檻較工程師學校低,如1994年特魯瓦技術大學(UTT)、1999年貝爾福-蒙貝利亞技術大學(UTBM)等。他們共同構成了國家的應用型高校體系。

歐洲國家的應用型大學具有深刻的實用性辦學導向和緊密的校企合作歷史基礎,其開展的科研與學術型大學不同但有所重疊,依據斯托克斯提出的四個象限:玻爾象限(純粹的基礎研究)、巴斯德象限(受到用途啟發的基礎研究)、愛迪生象限(純粹的應用研究)、瑞克歐爾象限(應用研究和技術開發),我們可以認為應用型大學傾向于后三個象限。其中,工程類大學偏向源于理論的重大應用研究,開創創新領域的最前沿,為面臨社會問題的重大挑戰尋求解決方案,也有企業的委托研究或合作研究。如巴黎高等礦業學校與企業合作開展的關于探測礦藏、認識礦層形成的機理、探礦的方法、開發新能源等相關研究。而應用技術類大學則表現出微小商業導向的創新定位,與中小企業合作,聚焦優勢領域開展研發,致力于微創新。有調查顯示,2009年德國約700所應用科學大學均與企業有合作關系,共涉及企業約5萬家,其中90%為中小企業[9]。中小企業在提升區域創新能力方面是一支重要力量,而應用型大學是其重要的研發基地,技術創新在源源不斷地為中小企業新添利潤增長點。雖然兩類學校的側重點不同,但是均聚焦于培養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科研活動直接面向社會需求現實,在服務社會的過程也成就了學校的特色發展。

(四)知識生產模式Ⅱ及對大學的影響

觀察到世界高等教育的變化,邁克爾·吉本斯(Michael Gibbons)等人1994年在《知識生產的新模式——當代社會科學與研究的動力》(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一書中提出了知識生產模式Ⅱ的概念,并指出知識生產模式Ⅰ已轉變為知識生產模式Ⅱ,但這一轉變并非替代的關系,而是同時存在。新的模式呈現出新的特征:知識生產模式Ⅰ由統治著基礎研究或學科的認知及社會規范所規定,而模式Ⅱ圍繞特定的、復雜的應用問題展開;知識生產模式Ⅰ強調單一的、專業化的學科科學,模式Ⅱ趨于合作導向的多學科集群,具有很強的跨學科特征;知識生產模式Ⅰ的知識增長和擴散形式是同質性的,模式Ⅱ是高度分化和異質性的,具有廣泛的社會彌散性;不同于知識生產模式Ⅰ,模式Ⅱ的知識生產擔當了更多的社會責任、更加有反思性;等等[10]4。這不僅涉及生產什么知識,還有如何生產知識、知識組織方式、知識質量監控等多個方面。2001年邁克爾·吉本斯等人在《反思科學——不確定時代的知識和公眾》(Rethinking Science——Knowledge and the Public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一書中進一步論述,知識生產模式Ⅱ的興起在于科學與社會的協同演化,即社會變遷不是由科學變化所推動,而是科學服從于社會,它們是自反性的和互動的關系[11]。

科學與社會互動發展的觀點雖已被廣泛接受,但鼓勵大學成為科學型社會經濟發展的“發動機”卻時常引發爭議。在傳統科學領域占據領先地位的一些大學審慎地選擇了保留自身的學術特殊性,也有一些大學有意識地選擇了加入模式Ⅱ的研究網絡中,這些大學的科學研究不再局限于大學內部,而是走向了服務社會發展的中心,被比喻為“擴展中”的大學,或是“被拉伸”的大學。這一情景并非是悲觀的,“大學對于外界作出反應并沒有處于失去自我同一性的危險之中”,而是看到了“學術界和社會界可以被整合的多元主義”[12]137。知識生產模式Ⅱ對大學的影響是深刻的、全方位的,雖然大學不再是知識生產的壟斷者,而是作為參與者之一,但它仍然是重要證書的授予者和重要的文化資本的仲裁者。大學開始關注政府、工業、市場以及公民等來自社會多個領域的需求,實際上它正在變得更加強大而不是衰落?,F代大學需要更加全面地服務于社會目標,而不是逃避,雖然在以前其他的目標更為重要,但大學具有時代性,它需要適時地做出調整。吉本斯等人總結說,發生在大學內部的調整主要包括問題導向研究的增多,原始知識生產的縮減,問責制的拓展,經費來源的多樣化和效率、科層制風氣的盛行,等等[10]67。這些變化不僅僅發生在科研活動方面,而且已經滲透到大學的各項活動和任務中,新的范式已經產生。

三、“科研”“服務”職能互動的邏輯梳理

從紐曼提出大學“是傳授知識的場所”,到洪堡提出“也要研究高深學問”,再到威斯康星大學提出“還要提供社會服務”,漸次形成了大學的三大基本職能。本研究重點闡述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兩大職能,并將其關系的演變分為彼此分離,產生聯系,出現分歧,調和與融合四個階段。

(一)彼此分離

科學研究職能先于社會服務職能被確立。19世紀初洪堡提出大學兼有雙重任務:一是對科學的探索,二是道德的修養。他這里所說的科學是指脫離了一般具體經驗的“純科學”,即“建立在深邃的觀念之上”,“能夠統領一切學科,是關于世上萬般現象、知識的最終歸宿”[13]36??蒲械哪康氖恰坝煽茖W而達至修養”,“科學非為修養刻意而準備”,而是用于“精神和道德修養的……天然合適的材料”。大學是獨立于國家的組織形式,教師和學生從事的科研無關乎實用,僅是一種精神活動的過程。

1810年德國創辦的柏林大學突破了傳統大學單純教學的模式,確立了大學(純粹)科學研究的職能?!皬?/span>19世紀20年代到70年代為止,德國大學事實上是全世界學生能夠獲得如何進行科學研究的唯一大學”[14]20,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的大學建立起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教育體系,以研究為導向的教研結合已經成為其標簽,并獲得了世界范圍內的普遍認可與效仿。19世紀后期,美國高等教育開始重視產生新知識的科學研究[15],受本土文化選擇的影響,美國不同大學的改革各具特點。如吉爾曼創建的霍普金斯大學注重純粹理論性的科學研究;懷特領導的康奈大學重視實用性科學研究;巴特勒的哥倫比亞大學強調擴大專業研究領域。1862年《莫雷爾法案》的簽署促使專門指向社會服務的贈地學院出現,“威斯康星理念”的傳播明確了美國大學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職責,自此,社會服務職能正式形成,開始與科學研究職能產生聯系。

(二)產生聯系

進入20世紀,世界一些主要國家的大學“傾向于使科研-教學-學習連結體解體”[14]240,以提高研發科技的效率,“科研漂移”現象突出。大學的科研開始服務于政府利益和工業生產的需求,主要體現在“大學-政府”和“大學-產業”伙伴關系的形成。

首先,“大學-政府”關系的高潮出現在“二戰”期間。美國一些著名大學通過與聯邦簽訂研究合同的形式廣泛參與全國國防研究委員會提出的多種與戰爭有關的研究項目[16]。大學實驗室相繼建立,其科研的主要資助者是聯邦政府,如麻省理工學院的林肯實驗室、芝加哥大學的阿爾貢實驗室和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勞倫斯輻射實驗室等。但聯邦的科研支出主要集中在物理、生物和醫學以及工程科學,僅有3%用于社會科學[4]38,可見科研職能與服務職能最先在自然科學領域產生聯系。戰爭結束后,大學繼續接受來自政府的資助,政府試圖以促進技術發展而走出因凱恩斯式民族國家的失敗而造成的絕境。

其次,“大學-產業”的關系集中出現在20世紀70年代后,工業社會進入后工業社會(知識社會),福特主義變為后福特主義,批量生產變為靈活生產,低技術變為高技術,工業經濟變為信息技術,以及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的競爭性結合等一系列變化改變了創新過程的增值點,即對專業化知識的需求。21世紀經濟全球化出現,企業開始尋找與大學之間的新型聯系,利用科研開發有全球競爭力的高科技產品,常見的方式有大學層面的技術轉移等??梢?,“純粹追求知識的目標在大學迅速變得模糊,并且正在消失”[17],大學已經成為馬奇盧普(Fritz Machlup)所謂的“知識產業”[18]的核心部分。

(三)出現分歧

大學科研職能與服務職能從分離走向聯系,有人表示憂慮,認為大學科研因強調服務社會而變為“被租用的槍”,被動的滿足政府機構、企業等的需求,學術基本價值迷失;也有人精神振奮,認為大學的隱喻已變為“服務站”,其科研活動依賴政府、企業等外來經濟資助的同時對促進社會發展的作用不可替代。

就反對者而言,洪堡是“純粹”科研的提出者,他認為科研首先自為目的,其實際功用是次要的,不以實用為目的的科研無論對個人還是社會都最有價值[13]70。雅斯貝爾斯指出“本真的科學研究工作是一種貴族的事業,只有極少數人甘愿寂寞地選擇了它”,“運用科學方法進行研究的人,只有當他把追求真理當作一種內在需要時,才算是真正參與學術研究”[19]。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認為大學科研活動必須“以理性的分析和價值判斷為基礎”,對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現象保持一種“客觀立場”,“避免參與立法機關、社區公眾、市政當局和各種商會的實際事務”[20]。由于西方大學具有與社會保持一定距離以維護其學術自由的傳統,每當處于社會轉型或大學變革的關鍵時期,總有學者致力于對經典大學理念的呼喚,其中的基本內容之一就是對純粹科研的堅持。

就支持著而言,奧爾特加指出“大學具有科學的附加功能”,它“需要和公共生活、歷史事實以及現實環境保持接觸”,“必須對其所處時代的整個現實環境開放,必須投身于真實的生活,必須整個地融入外部環境”[21]??死?/span>·克爾指出大學的學術重點已經發生轉移,大學在設法容納純粹創造活動的前提下,可能會催生應用研究,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之間已經產生了許多新的知識[4]77-81。伯頓·克拉克指出“大學的科研基地迅速地創造出新的知識和技術,堅定的擴展學科和跨學科領域的范圍”,大學已經改變了自身科研的運作方式[22]??梢钥闯?,大學是否介入社會已成為一個錯綜復雜的問題。但無論支持抑或是反對,不可否認的是大學具有時代性、情境性,而任何理論解釋都不能脫離具體的時間和空間。

(四)調和與融合

大學服務社會觀念的注入促使大學科研避免陷入僵化與保守,但社會的需求時而合理,時而功利,這種動態的變化關系需要大學在發展的過程中加以協調與制衡,也進一步促使了世界高等教育的多樣化發展。目前,每個國家都形成了由不同類型、層次的高校組成的完整互補的高等教育系統。而高校的合理定位就是選擇教學、科研、服務三大基本職能的搭配及側重點,尋找在“學科性人才培養、應用性人才培養”“學術性科研、應用性科研”間的光譜位置點,從而形成不同高校的不同使命[23]。

另外,這種動態的變化關系也進一步豐富了科研的目標與內涵。一方面,正如克拉克·克爾所言,“知識原先是為了真理起見(如亞里士多德),然后為了對自然的權力(如培根),然后為了國家的領導(如拿破侖),然后為了個人的能力(如杰弗遜),然后為了領導的素質(如紐曼),然后為了金錢(如富蘭克林和馬奇盧普),現在為了所有這六項(和其他目的)一起?!?/span>[24]另一方面,博耶(Boyer)將學術分為探究的學術、整合的學術、應用的學術和教學的學術四類[25]。斯托克斯(StokesE.)提出科研有四種類型:①純粹基礎研究,以玻爾的原子結構探索為代表;②應用激發的基礎研究,以巴斯德的微生物研究為代表;③純應用研究,以愛迪生的技術發明為代表;④技能訓練與經驗整理[26]。因此,在知識社會中“大學的特性既不取決于技術策略,也不取決于純粹的學術追求”[12]3,因為大學的科研活動早已融入了處于社會深層的認知聯合體、概念結構以及權力與利益的認知結構中,兩大職能已從相“加”階段邁向相“融”階段,變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一過程是大學主動適應社會發展變化的結果,具有歷史的“必然性”。

四、高水平大學要在解決關鍵技術難題上有為擔當

大學是知識生產的關鍵機構,隨著科學研究與社會服務兩大職能的互融、互動[27],其知識生產方式發生了改變,新的知識生產模式更加強調大學研究結果的績效和社會作用。作為社會重要組織機構的大學需要敏銳察覺、抓住機遇,“通過主動的組織創新來適應和推動學術知識的演變”,這是世界一流大學創生的契機[28]。我國政府須立足國情、制定相關政策因勢利導,鼓勵高水平大學在解決關鍵技術難題上有為擔當。

(一)發展兩個體系高等學校的必要性

關于有用還是無用知識的爭論貫穿于近現代大學發展,如通識教育還是專業教育,出于好奇的科研還是功利的科研等。在理想與現實的不斷磨合和協調過程中,形成了世界各國多樣化的高等教育體系,不難發現,發達國家成熟的高等教育系統均發展了兩個體系的高等學?!獙W術型和應用型,但國情不同存在形式亦不相同,如德國的工業大學和法國的工程師學校一樣都是獨立的大學,而英美國家的工學院則設立在綜合大學之內。每一國家的教育都深深地注入其文化基因:美國注重本科階段的通識教育,其專業教育多在研究生階段完成,與其建國之前英國大批冒險者、“異教徒”的到來有關,因此創新力強:而德國重視專業教育、職業教育,與其傳統上的城邦制度、行會組織、工匠精神有關,因此產品精致。我們該怎么辦?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兩種都要學,兩種都需要,既要創新精神、也要工匠精神。

作為一個后發型國家,功能分化的高等教育系統應該既能不失時機的為社會服務(培養專門人才、研發新技術),又不偏廢大學的根本使命(探索真理、學生素質的提升)。我國發展兩個體系高等學校的必要性可以進一步從以下兩方面來理解。

一方面,高等教育系統內部的完善。2018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48.1%,2019年高職計劃擴招100萬人,當前處于大眾化階段向普及化階段過渡的關鍵時期,解決好我國高等教育內部的結構與分類問題迫在眉睫。就我國實際情況來看,長期以來職業教育僅到??茖哟?,本科以上的職業教育出現斷層,阻礙著應用型教育體系的發展。我國本科層次高校單一的學術型發展道路導致了大學和學院在概念和政策上混同、管理模式相近等問題[29]。近年來,政府在開展“雙一流”建設的同時,積極推動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應用技術類型轉變、加大專業學位發展,還有“新工科”建設、加強教育與國家主體功能區的對接等,就是為了在加強創新的同時完善從初級到高級縱向貫通的應用型教育體系,促進教育與社會的結合融通??梢哉f,發展兩個體系高等學校是對我國高等教育系統自身的完善。

另一方面,外界社會多樣化的需求。以經濟改革和開放政策為支撐,我國經濟近40年來取得了驚人的成績,當前已經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擁有完整的產業體系、位居世界第一的工業總產值、巨大的市場規模等。高速發展的工業化、信息化,以及開放環境下的全球競爭給我國的社會發展、產業升級增加了新的需求,也進一步凸顯了在很多方面的差距。如我國具有重大影響的原創性技術發明和產品創新較少,產業發展關鍵技術短板明顯。因此,發展兩個體系高等學校也是高等教育對我國外界多樣化需求的回應。

(二)“雙一流”建設高校必須面向國家重大戰略需求

大學在社會發展的浪潮中與時俱進,不斷拓展職能,如今的大學與數百年前的大學早已不可同日而語。大學的科學研究與社會服務兩大職能從分離走向融合,大學科學研究需要服務國家重大戰略需求。“一旦車輪開始啟動,速度總是不斷增加”,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而歷史邏輯下大學的發展變化是結構性的、不可逆的,大學的隱喻已由“象牙塔”變為社會發展的“動力站”。在多元的創新主體中,大學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美國的MIT、斯坦福大學等研究型大學,以及德國的工業大學、法國的工程師學校等工程類大學,為我國大學的發展提供了范例。把學問做在祖國大地上,是下一階段大學發展的重要路經選擇。

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發生轉變,國家發展、人民向往、文化環境等新的社會需求不斷呈現。在知識生產模式Ⅱ與模式Ⅰ并存的背景下,未來的“雙一流”建設高校必須積極主動作為,在滿足國家重大戰略關切和區域發展、產業更新升級的過程中,提升高水平科學研究能力,為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戰略實施作出重要貢獻。誰走好了這步先手棋,誰就能占領先機、贏得優勢。我們需要堅持以學科為基礎,打造更多學科高峰,但只注重形式忽略實質的做法不可取,絕不能只著眼于是否進入ESI學科,不能眼里只有排行榜。

(三)幾點建議

1.啟動多元經費來源這個“發動機”。若把大學的運行比喻為一艘船,經費來源方式一定是“發動機”。經費是一所大學科研創新的根本,而當前我國創新體系的部分框架性條件尚不符合市場導向型的要求,高等學校的科研經費依然主要來源于政府部門?!吨袊萍冀y計年鑒》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我國高等學校的研究與實驗發展經費(RD)共計998.6億元,其中政府資金占63.82%,企業占30.19%,剩余的5.99%來自國外和其他資金[31]。

未來改革的重點應該放在競爭性基金經費支持和市場性社會經費支持(縱、橫向經費)兩手抓。一方面,在加強對“雙一流”建設財政投入的同時,還要重視市場資金的流入,避免使大學形成“惰性”。國際上知名“創業型大學”的崛起正是在國家對高等教育經費削減的背景下,使其不得不面向市場。因此,促進市場導向型創新集群與創新網絡的建立極其有利于彌補我國高水平大學市場性社會經費不足的現狀,以及實現我國創新體系的整合。另一方面,從創新效率來看,當前我國的知識生產者和潛在用戶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物理”分割,效率明顯不高。美國宇航局曾將技術成熟度(TRL)從“基本原理的發現和表達”到“實際系統通過成功的系統運行或任務執行得到驗證”分為9個等級[32],如果說基本原理(TRL1)、應用模型(TRL2)、關鍵功能模塊(TRL3)需要政府的資助,那么技術發展的等級越成熟,來自企業的資助就愈發重要。企業往往不會投資還未發展成熟的技術,他們絕對是看到了商機,才會注入資金。因此,技術發展的后面幾個階段以及與企業的互動更需要得到關注。高水平大學要為實現“企業技術創新的主體地位”提供有力支撐。

2.活化學科交叉研究這個“催化劑”。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學科交叉研究的趨勢不斷增強,跨學科和學科交叉成為解決現實復雜問題的黃金法則。部分研究型大學相關的學術組織已開始涌現,如以傳統院系結構和學科組織為基礎,學科交叉實驗室與獨立的研究所并存,采用矩陣式學術組織模型。但也表現出活力不夠的一面,如以外生性的行政管理推動而設立,缺少自組織模式的學科會聚與內生性的知識整合創新。這與我國現有的“強分類”學科體系是分不開的,我國的學科除知識分類外,更多的是國家政府統一管理的基本行政單位。

學科發展是二級學院的頭等大事,而學科交叉發展更需要學校的整體規劃。未來改革的重點應該放在學科群建設上,兼顧傳統優勢學科、特色學科的地位和學科交叉、新興學科的涌現。以此實現弱化傳統的學科邊界和院系結構,增強大學學術組織資源結構的開放性,以釋放出多學科整合的巨大潛力。主要做法包括:一是圍繞主干、優勢、特色學科搭建學科群,二是以學?,F有的學科合理歸類搭建出若干不同的學科群,三是建立學科交叉實驗室、研究中心等,不一定非要以行政組織的形式出現,也可以是以團隊為基礎的自組織模式[33]。在未來的工作中,需要給高水平大學充分的自主設置新學科和新專業的權力,把推動學科交叉發展作為“雙一流”建設的重要內容予以優先支持。還可以通過匹配漸進增量的變革模式探索學科交叉學術組織的資源分配方法,該方法以學科交叉研究的內在知識價值和解決關鍵技術難題的緊迫性來驅動。

3.用好科研評價體系這個“指揮棒”。近年來,高??蒲蓄I域中出現的重立項輕結項、重數量輕質量、重眼前輕長遠、重成果輕推廣的評價導向引發了一系列的問題。如一些科研人員“三分科研、七分運作”,致力于爭項目、囤項目,充當項目的“二傳手”;涉嫌論文的學術不端和學術腐敗事件屢屢發生;科研評價中的“官本位”思想嚴重,時間節點、成果數量有硬性要求,忽視了科學的本身規律;等等。這不僅形成了急功近利、短平快的學術氛圍,還造成了國家科研資源的大量浪費,不利于真正有價值、優秀成果的產出。

未來改革的重點應該放在有利于大學的科研人員科技創新上來。一方面,打破現有的“同行評議”方法,將作為服務對象的第三方吸收到評價主體中來,采用同行與第三方共同參與評價的方法。走出“唯論文、唯課題”的怪圈,除學術共同體之外,還有政府、企業、公眾,都是參與評價的重要主體。在表現形式上要擴大使用顯示度,如政策建議得到政府部門的批示和采納,科研成果在公眾之間廣為轉發、影響力較大,還有對企業的咨詢報告、技術解決方案、產業指導等。依據不同的科研類型納入不同的評價主體,促進科研評價多元化。另一方面,重點關注發展性指標,避免緊盯達成度。發展性指標指未來的發展潛力,而達成度指過去已完成的程度。當前無論是科研項目結題、各種評獎還是評職稱等,關注的重點在于論文或項目的數量,論文所刊載的期刊等級是SCI、SSCI、C刊還是普通核心,課題等級是國家級別、省市級別還是校級別,并不關注研究內容是否具有連貫性,在未來的研究中是否有可能產出有價值的成果。為了創新發展,我們需要容忍失敗,更應關注未來,關注科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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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1月第1期



[1] 本文系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評價指標體系與推進戰略研究16JZD044)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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